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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周恩來在1937年黨的活動分子紀念會上的報告中，特別指出“為黨工作而勞累至死的，前有高君宇，后有沈澤民”。高君宇是我黨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、理論家，中共北方黨團組織的主要負責人、山西黨團組織的創始人。“我是寶劍，我是火花，我愿生如閃電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——這是高君宇生前寫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詩，后來鐫刻在他的墓碑上，成為他短暫而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。

　　建黨初期的重要成員。高君宇出身于當地有名望的大戶人家，家庭條件優越。1916年秋，他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備班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。受李大釗的影響，高君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，并積極投身變革中國社會的革命實踐。五四運動中，他被選為學生干事會干事，是組織者之一。1920年初，李大釗與高君宇、鄧中夏等商議決定先組織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。經過多次醞釀，同年3月，高君宇、鄧中夏等秘密成立了“馬克思學說研究會”。10月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，李大釗、張申府、張國燾、高君宇等成為最早的成員。1921年7月，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，高君宇是當時全國第一批58名黨員之一。1922年，在黨的二大上，高君宇同陳獨秀、張國燾、蔡和森、鄧中夏一并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。1924年5月，受北京區委和李大釗的指示，他到山西加緊進行秘密建黨工作，介紹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先進分子入黨，先成立山西黨小組，后正式建立中共太原支部。

　　早期黨團工會組織的重要領導人。建黨初期，我們黨集中力量加強工人運動，同時積極發展黨團組織。1920年11月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一次會議，“公推高尚德（即高君宇）為書記”。1922年5月，高君宇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被選為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。他還積極指導當時有重要影響的少年中國學會開展工作，明確提出“人不可無一種主義”。1924年3月，他擔任北京團地委教育委員會委員，并代理北京市團地委書記。高君宇積極投身工運，和鄧中夏在長辛店辦起了工人子弟學校，成立長辛店工會，并直接參與領導1923年初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，領導工人同反動軍閥進行斗爭。他在秘密編輯刊印的《京漢工人流血記》中總結和反思罷工失敗的原因，指出工人需要于組織工會之外，還組織政黨，我們要的政黨就是共產黨。黨的三大還將《京漢工人流血記》作為正式文件分發代表。

　　建黨初期的理論家。高君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，結合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，積極宣傳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，對黨的建設、工人運動、婦女解放、民主革命等方面工作都起到重要指導作用。1920年5月，高君宇在《新青年》勞動紀念號發表了《山西勞動狀況》，對太原、大同兩城市不同社會階層工人的經濟社會情況進行了考察和分析。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，會議決定創辦中共中央機關報《向導》周報。9月13日《向導》周報在上海創刊，由蔡和森擔任主編，高君宇任編輯。從1922年9月至1924年9月兩年的時間里，他在《向導》上發表了近30篇文章。他還參加了中共北方區委的《政治生活》、勞動組合書記部的《工人周刊》、社會主義青年團的《先驅》等刊物的編輯工作，撰寫了40多篇文章。在這些進步刊物里，他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，號召要打倒阻礙和平的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。1923年11月，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教育宣傳委員會，高君宇同蔡和森、瞿秋白、彭述之、惲代英5人被任命為教育宣傳委員會委員。

　　卓越的政治活動家。黨的西湖會議決定與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戰線。之后的中共三大最終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，實現了國共合作。1924年初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，高君宇協助李大釗開展北方地區的統戰工作，并在同年3月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成立后，擔任總務股主任。1924年10月，和張太雷等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平定商團叛亂的斗爭。11月，他隨孫中山離開廣州，抵達北京，因積勞成疾，住院治療。1925年1月，孫中山決定在北京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，高君宇堅持要求出院，抱病投入大會籌備工作。3月1日，國民會議促成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，高君宇出席了會議，并和李大釗等30人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。3月2日，忽感腹部疼痛，仍堅持工作。4日，腹痛加劇，難以支持，被送至協和醫院。6日凌晨零時二十五分，因急性闌尾炎術后腹膜膿腫并伴有敗血癥，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，年僅29歲。

　　革命與戀愛沒有矛盾。1921年，在北京一次山西同鄉會上，高君宇與石評梅相識并成為戀人。他在寫給石評梅的信中說，“我很信換一個制度……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貫注在我要做的‘改造’上去了”，并勸導石評梅“粉碎這些桎梏”“來擔當破滅悲哀原因的事業”，成為“奮斗的人”。1925年1月28日，高君宇和石評梅游陶然亭，他在寫給石評梅的信中述說了當天美好的時光。一個多月后，高君宇病逝，依其生前的愿望，同志們把他安葬在陶然亭。3年后，石評梅因思念過度也隨他而去。正如她刻在高君宇墓碑上的文字，“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，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，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”。親友依據石評梅“生前未能相依共處，愿死后得并葬荒丘”的遺愿，將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旁。1956年，周恩來審查北京城市規劃時提到陶然亭的高石墓，說：“革命與戀愛沒有矛盾，留著它對青年也有教育。”